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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体验发布时间:2011-10-25

        许多人都对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个名词耳熟能详。这是指犯罪的受害者对加害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加害者的一种情结。
       1973年8月23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两名有前科的罪犯在意图抢劫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歹徒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人,甚至还为其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还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竟然还爱上其中一名歹徒,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这两名歹徒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表的心理转变下,这四名人质甚至抗拒政府营救他们的努力。
        社会科学家们经过研究发现,这样一种堪称畸形的情感竟然普遍存在。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到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经验。在以往国外发生的的一些囚禁性奴案中,很多被囚女性身上都能找到这种情结。其中很有名的就是被囚八年的奥地利女孩娜塔莎,重获自由的她在首封公开信中竟然表示被囚也不算坏事,她写道,“从某种角度来说,他(绑架者)对我非常关心。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为他感到悲伤。”一般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成因有二,一为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为了保命不得不迎合加害者,对加害者谄媚;二为人性中对强权的屈服和膜拜。
        事实上,不是每个被绑架者都会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情结。美国FBI曾经对4700个人质绑架案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有73%的人质没有出现这种症状。研究认为,强烈的道德感、坚定的信念和一种扪心自问的反思, 可以降低或弱化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产生。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不理性地选择保命,毕竟真会去实践“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最高”的人凤毛麟角。但是,在保命之余,如何坚持自我的人格,不被洗脑,去掉奴才心态则尤为可贵。而底线是,就算要谄媚,也不能由受害者变为加害者,和加害者一起去伤害自己的同伴,这就是在作恶了。还有个低得不能再低的底线是,即使真的作恶了,过后需要反思自己的行为,而不是认为自己是被体制所迫,甚至在被解救后仍然认为自己没错,怀念旧体制,甚至为强权者歌功颂德。
       心理学中后来出现了一个相对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提法——利马综合征。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驻秘鲁利马使馆的工作人员被绑架,在这起持续数月的绑架事件中,人质影响了绑匪,让绑匪对其产生了认同,绑匪被分化,敌意也逐渐弱化,这种绑匪反过来认同人质就被叫做“利马综合征”。这比拼的就是谁的心态更加坚定,谁有更为坚定的人生观、价值观,谁就能影响对方。